第五章 控制传媒、驯化学者与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与社会统战
一、控制媒体和出版
——在自由的表像下实现思想专制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极端注重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纳粹德国更发展出一整套严密控制媒体与出版的党国体制。或许因为希特勒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以德国乃至西方极权文化为背景，中共的党国体制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极端重视控制媒体与出版的政治基因。“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人的思想乃至是非判断，都会随持久有效的宣传而改变”、“宣传会使人对痛苦甘之如饴”等等，这些纳粹时期关于精神控制的箴言，同样是中共的宣传原则，只不过使用的语言或者表述方式略有差别而已。
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中，控制媒体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经制定并实施思虑周密的控制面板湾媒体和出版的统战方案。胡锦涛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定的对台湾媒体统战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让有关部门的同志们树立一个信念，通过对台湾社会思想舆论的引导，使两岸统一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统一先行，用思想统一引导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有效实现对台湾媒体和出版的掌控”。胡锦涛的这个批示，作为指导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被再次引用。
中共控制面板湾媒体和出版的内部战略，表述为十六字方针，即“以台制台，为我所用；由点到面，全面控制”。之所以要“以台制台”，是因为这个领域相当敏感，直接通过中共或者大陆的机构实施控制，极可能引起台湾社会的警觉，而用台湾人作为代理，则可以起到“暗度陈仓”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针则显示出中共控制面板湾社会舆论和思想自由的决心与自信。决心源于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非理性的战略；自信则来自于中共对其实行文化统战策略的有效性的预见。
中共实行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策略，无非是运用经济利益的杠杆，撬动台湾相关业者的贪欲之心，然后，用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思想上的服从。
中共对台湾出版业者统战的具体方法是，“抛出两个钓饵，提出一个条件”。所谓两个钓饵，一是对大陆广大图书市场的准入；一是允许其作大陆廉价图书在台湾的代理商。所谓一个条件，就是不准在台湾出版政治上对中共不利的图书和音像制品。从二○○五年起，中共宣传部每年年初都通过中间人，以非正式但却明白无误的方式，告知与大陆图书业务有合作关系的出版业者，绝对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则，同大陆的图书业务便将终断。五年以来，每年在中共宣传部禁书作者名单上都出现的，有袁红冰、辛灏年、何清涟、达赖喇嘛等人。
通过利诱与威胁，中共已经相当程度成功地控制住台湾的出版业。对中共可能产生不利政治影响的书籍在台湾出版困难重重，而为中共歌功颂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现实和历史的各种各类图书，则汗牛充栋，在书店中随处可见。此情此景与中共享政治警察和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陆图书出版市场几乎毫无二致。现在，台湾除少数几家出版社还不受中共利诱和政治控制，坚守出版自由的原则之外，众多出版社已经沦为中共和金钱的政治与思想奴隶。
控制面板湾的媒体则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第一重点。中共是靠暴力和谎言夺取并维护其政权的，媒体则是中共享以制造谎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视控制媒体是中共的一种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领江泽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对中宣部作出指示，称：“控制了台湾的媒体，就等于控制了台湾的一半民意。这种控制比派军队去还管用。这是对思想意识的控制；思想意识又指导人的行为。”
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控制，遵循“利诱与收买双管齐下，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的思路进行。这个思路也是当年江泽民提出的。
“利诱”的涵义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为筹码，要求台湾的媒体业者为中共在台湾进行统战的思想宣传服务。只是对于台湾媒体，中共的利诱可谓出手阔绰，不计血本。媒体业者如果同时经营出版业，则前述对出版业者的两个钓饵依然有效；如果媒体业者兼营或者主营其他经济项目，并在大陆有企业，只要该媒体业者愿意牺牲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中共的统战作宣传，那么他在大陆的企业便拥有了只会获得利润而不会亏损的特权——在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腐败的官权是王者，可以随其意志决定企业的亏赢生死。
所谓“收买”，具体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资，由已经成为中共统战工具的“台商”公开出面，收买台湾媒体。之所以由“台商“公开出面，是为掩盖中共对台湾媒体实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阴谋，让媒体继续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增强其实质上作为中共舆论代言人的对台湾人宣传的欺骗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资则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诱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体。中共通过台商购买台湾媒体的统战行为，早已展开，并取得极大成果，而其势头并未减弱，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君不见，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在一次众多中共官员出席的会议上，急中共之所急，公开宣称他要斥巨资，回台购买电视台。真可谓对中共剖肝沥胆，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谓“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是指一方面要控制面板湾媒体本身，即控制硬件，还要同时对媒体的工作人员进行统战工作，以达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来，诸多台湾媒体的记者、编辑，都曾受到大陆相关单位的邀请，免费赴大陆作业内交流，兼之以观光旅游。而大陆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与鲜花齐举，热情与豪华并至。中共”投之以琼瑶“，台湾的记者和编辑又怎能不“报之以桃李”？于是，撰文编辑之际，自由、客观、公正的媒体职业道德原则，常被感激图报之意侵蚀。更有甚者，某些名记者、名编辑，在中共着力“统战”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动作中共代言人，实质上把自由台湾的媒体，变成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时竟如此脆弱，亦良足为之扼腕而长太息。
台湾电视节目中有一个奇特的群体，即“名嘴”。“名嘴”们大都有一个与知识分子身份相关的头衔，但其中许多人神形之猥琐庸俗，语言之粗鄙无聊，思想之浅薄无知，均堪称绝唱。从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企图影响社会舆论的努力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共统战的阴影。他们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在因统独之争而至于族群撕裂的台湾伤口上撒盐；有的摇唇鼓舌，为某些国民党权贵的媚共投共行为作合理性诠释；有的油嘴滑舌，为中共粉饰太平。其中最过分者，竟有胆量公然违背《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海峡论坛”节目中，称中华民国的总统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真是视台湾的法律如无物，有恃无恐达于极致；其所恃者，无非中共背后的政治撑腰。
现在，台湾也只有少数报纸如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孤独保持着立场的独立性；一百多个电视频道中，仍然没有被中共利诱和收买的也所剩无几，可谓寥若晨星。翻开台湾的报纸，打开台湾的电视，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情景，都是一派莺歌燕舞，太平盛世的伪宣传。似乎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已在中共宣传部的绝对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媒体的控制，提出极为具体的计划，即要求有关部门在二○一○年年底之前，采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时报集团、苹果日报集团、三立电视台和民视电视台。令计划讲：“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已经作出决定，台湾下次大选前，我们一定要作到舆论清场，以保证国民党胜选，为签订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打好政治基础。所以，对于我提到的那几个媒体的控制工作，要由专人负责，要立下军令状，务必按时完成。即便暂时需要付出比较大的经济代价，也再所不惜。”
中共统战的锋芒已经明确指向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台和民视电视台等。在中共的利诱和威胁前，这几个硕果仅存的独立媒体，还能够坚持住媒体的职业道德的底线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正在推进由经济统一到政治统一的进程。冷酷的现实是，在此之前，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已经率先实现了另一种统一，即台湾的媒体和出版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统战的第一片沦陷区。中共初步具备了通过台湾媒体和出版，左右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诸台湾的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的片面、虚假的宣传效应，对台湾人实施实质上的思想专制。
更可怕之处表现为，台湾社会正在形成对待与中共有关问题上的“自律”现象。所谓“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论上，自觉地不去触动中共的政治底线，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中共的报复性行为而遭受损失。这种“自律”现象在投资大陆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现在已经广泛渗入台湾内部的社会各阶层。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台湾的各大酒店，包括众多著名的国际连锁酒店，由于担心中共报复，影响其在大陆的业务，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劝告”，自动关闭三立、民视等电视台在酒店内的频道；与之同时，受中共直接控制的电视台的频道却畅行无阻。
台湾社会各阶层出现的对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体与出版必然产生的社会舆论后果，也是台湾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思想与言论自由，处于中共思想专制之下的标志，同时更表明一种政治奴隶的心态，即在强权之下，为了生存的利益，自动放弃精神自由的权利。以“自律”的方式放弃自由，比铁血强权用国家暴力剥夺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剧性。因为，前者意味着人性的最深刻的堕落——为了物欲而背叛自由。
尽管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根据胡锦涛的指示，从中共国台办到海协会，都释放出信息：鼓励大陆媒体到台湾发展，也欢迎台湾媒体到大陆发展。这个信息看来是双方对等，实际是只有利于中共。因为，台湾媒体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陆发展也不会造成中共对传媒失控的现象；大陆的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这些媒体登陆台湾，与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陆台湾是同一回事。
中共鼓励大陆媒体登陆台湾还另有深意。二○一二年台湾大选前具备全面控制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从而通过舆论导向帮助国民党籍总统连任——这是中共至关重要的统战目标之一。在此之前如果能完成大陆媒体登陆台湾的设想，显然有利于通过中共自己的媒体的政治存在，直接实现上述统战目标。
二、对知识界的渗透
——把教授驯化成文化奴仆
六.四血案之后，为走出中共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造成的困境，邓小平决定改变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此前，中共主要是用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肃的方式，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暴政的精神奴仆。鉴于六.四反人类罪行引发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中共急需收拾人心，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决意用经济收买的方式，驱使知识分子就范。或许是由于中共暴政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整肃，特别是六.四之后一段时间的逮捕、流放，已经基本肃清了知识分子中的人格高贵者；或许是由于中共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统治之下，中国文化精神趋于灭绝，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成无文化之魂的群体，邓小平的经济收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无文化之魂的精神卑贱的群体，必然把物欲的追求当作生命的主题。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归附于权贵阶层，数百万御用文人成为专制与金钱的双重奴仆，并把为中共极权政治和权贵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辩护，作为其最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功能。
邓小平之后，江泽民为扩大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修改党章，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实际就是允许靠买通官权而暴发的新生资本家，加入声称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先锋队”的共产党。以此为标志，在中国，腐败的权力、堕落的知识、肮脏的金钱形成了支撑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于该同盟整合了权力、知识和金钱，这三项最具社会能量的因素，中共极权才得以延续至今。而权力、知识和金钱的结盟，也被奉为中共重要的政治经验之一。
现在，中共已经把上述经验用于对台湾的统战。最早对此作出理论论证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论顾问王沪宁。二○○六年，王沪宁曾向中共中央提交过一份只供高层参阅的内部研究报告，题目为“在台湾知识界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几点思考”。该报告认为，“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最成功的经验便是建立起权力、知识和资本三足鼎立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如能把这个经验有意识地运用于解决台湾的过程中，将会使对台的统战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针更明确，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报告中，王沪宁写道：“… … 权力、知识和资本结成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大陆成功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于主要用统一战线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当同样有效。经过前几年的工作，二百万台商将来在我们最终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解决时站在我们一边，基本不成问题。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掌握台湾社会资本因素的政治趋向。… … 我们党同国民党高层在对待台独的问题上已形成高度共识；现在看来，二○○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也具备现实可能性。美国视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也将转而支持国民党。因此只要我们加大力度，创作性地作好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二○○八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在台湾就会以我们党为实质的核心，形成权力、知识和资本的统一战线。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将会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可靠的社会能量的保障。”
王沪宁上述思想提出之后，很快便被中共高层接受，并一直作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中共对台办公室据此提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策略原则是“以学术交流为基础，抓住重点，全面覆盖”。在具体执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点”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单位。国立大学的台大、政大；私利大学的东吴、铭传都被列为学术交流的重点对象。第二个层次则是教授学者个人；被列入中共统战重点对象的台湾教授学者已达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还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是指，要同台湾的每一所国立和私立大学都建立起学术交流的关系。表面看来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是各自分别独立进行的，实际上则由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在背后统一协调操控。
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的花费，也获得单独列支的特权；经教育部批准后，由中央财政拨付。
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要求，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要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作到台湾教授和学者对大陆的两个依归，即“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为作到这两个依归，就要进行相关的学术投资和情感投资。
中共教育部的相关内部文件明确提出，为实现“学术依归”，要在各学术领域专门为台湾教授学者设立系列的科研课题，同时欢迎并支持台湾教授学者自己选择有关大陆的科研课题。同时，要为这类课题提供学术数据和经费保障，要为其科研成果走向国际舞台，被国际学术界接受，提供有效帮助。
二○○七年王沪宁就相关问题曾给教育部官员作过一次报告，他讲：“… … 随着我们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有关中国大陆的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显学。台湾地域狭小，国际影响日渐萎缩，缺乏学术研究的课题容量。所以，台湾学者的学术出路只能在大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 … 有的同志担心，我们资助台湾学者的研究课题，如果最后得出政治上同我们敌对的研究结论，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道理很明显，他们进行大陆课题的研究，只能依赖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学术数据和数据。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学术源头上把握了研究的学术结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理，我们提供的是大米，台湾学者就很难煮出高粱米饭来。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给台湾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数据和数据时，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策略意识，也就是说，绝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导致对我们不利的研究结论的数据，相反，要通过有选择地提供研究资料，有意识地引导研究者趋向我们预计的研究结论。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建议教育部领导组成专门的班子，对学术资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统筹安排，以策万全。”
王沪宁的上述讲话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共在用机心百端的权谋，设好统战的陷阱，以学术名利为诱饵，引诱台湾的教授学者进入陷阱，使之成为中共的学术奴仆。而众多台湾的教授学者也确实沉醉于对中共的“学术依归”，正争先恐后地奔行在中共为他们安排的命运之路上。对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为论文评论人，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几位台湾教授介绍了他们关于大陆的论文，题目涉及经济、法律等领域。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台湾教授竟然同王沪宁预言的一样，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和数据为根据得出结论，而且论文的行文风格和结论的价值取向，都与中共严格控制的大陆所谓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毫无二致。从这些台湾教授的论文中，人们已经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属于自由世界的学者，还是属于数百万中国大陆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仆群体。这次研讨会上，我在对这几位台湾教授的论文评论时说：“你们把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和数据作为论文的依据，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垃圾数据和数据连中共狗官都不会认真对待，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为政治宣传制造出来的。而你们却奉之为瑰宝，把你们的学术声誉同这些垃圾资料联系在一起；你们建立在中共享以欺骗世界的虚假数据上的所谓学术结论，只能有一个价值，即帮助中共欺骗世界。这是台湾学术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话无法准确回忆）
后来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据说，由于袁红冰这个名字和我的评论，邀请我参加会议的长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强烈抨击。抨击的理由在于，因为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可能会对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同中共学术单位今后的学术交流，以及他们的某项学术研究经费的申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听到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问太平洋的万里波涛：难道台湾的某些学者真要以中共极权政治作为他们现在的学术依归之所，将来的学术埋骨之处吗？难道台湾的某些教授真要放弃学术良知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作中共的文化奴仆吗？
教授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族群，“学术依归”就足够保证台湾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治意图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并不以此为满足。为确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为核心，由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台商的资本和台湾教授学者的知识之间的联盟为内涵的台湾社会能量系统，中共还要实现台湾教授学者对其的“情感依归”。
在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的统筹策划之下，中共各学术单位和统战部门对台湾学者的情感投资早已全面展开。迎接时如火如荼的热情和鲜花掌声，送行时的依依不舍与赠别厚礼；宴会上的传杯飞盏，旅游中的着意安排与豪华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便有台湾教授学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并用一片真心、万斛真情回报中共的情感投资，混不觉把真心真情献给中共极权就意味着对学术良知的彻底背叛——因为，极权专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敌，没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没有真正高贵的学术精神，而只有专制的文化奴仆，暴政的御用文人。
大劫难正逼近台湾。劫难的实质在于，中共要用极权专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铁牢，囚禁自由的台湾。值此艰难时刻，教授与学者群体应当承担起知识分子对台湾命运的责任——用知识的名义，向台湾人民预警劫难，提出用以坚守自由原则并战胜凶险命运的精神价值与策略原则。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众多教授学者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一心一意走上对中共的“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之路。这条“依归”之路也是背弃并远离自由的台湾之路。台湾养育出一群在名利诱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对向台湾命运的忘恩负义之人。
行文至此，悲愤之情实难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亲身体验过，某些具有统派国民党籍的大学教授对中共的“情感依归”，已至丧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对中共作出些许批评，教授们便如祖坟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对我大加挞伐，以维护中共极权政治的声誉。其对中共真有感天动地的孝子贤孙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余万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如果泉下有灵，是否会为其政治子孙之不孝，作千古不绝之长哭？
除教授学者外，台湾的大中学生也被列入中共对知识界统战的视野。胡锦涛特别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两岸大中学生的交流中。所谓在“西藏的成功经验”具体是指，将藏人少年送到大陆内地接受共产党文化教育，经过几年十几年后，再把他们送回西藏。于是，这批长着藏人面孔而心灵已经受到共产党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现在，中共也要通过两岸学术交流，从台湾学生胸膛里挖出他们的台湾心，然后换上一颗共产党极权文化的心。
从促使台湾教授学者对中共的“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到对台湾大中学生的“换心”策略，都已列入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政治战略》，从而成为中共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阴谋的构成部分。面对这个政治阴谋，台湾知识界整体上是否还有能力坚守对自由的忠诚，对台湾命运的忠诚？
三、宗教与黑社会中的统战
——政治污染的信仰和黑手党化的政治
中共的哲学信仰源自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和诡辩论——这个哲学信仰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中共本质上是拜物教性的政治组织。同时，由于中共要用铁血权力实现其哲学信仰对人的精神专制，因此，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具有“国家信仰”的地位。但是，其他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人民的精神鸦片”，需要像禁毒一样禁绝之——这是中共对宗教的基本态度。
中共建政之后，立刻在东亚大陆推行用国家暴力消灭宗教的政策。从中原到内蒙、新疆、西藏，宗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佛庙、道观、清真寺、教堂被摧毁或者废置，僧人、尼姑、道士、阿訇、教士被大批屠杀、流放或者关入黑牢。十余年间，宗教人士、宗教组织、宗教场所摧残殆尽。
摧残精神信仰是中共拜物的哲学本质所决定。不过，中共对人类精神所犯的最凶残的罪行，还不止于对宗教的摧残，而在于在用国家暴力杀死宗教精神之后，又扶植起各种官办宗教，借宗教的外壳，实施其统战的政治阴谋。极权政治所污染的宗教，正是对宗教精神最深刻的蔑视和侮辱。
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建立起遍及各个宗教领域的伪宗教组织；从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到“三自”教会，可谓花色齐全，水陆纷呈。这些属于中共暴政的御用宗教组织中的神职人员，竟然是按照中共官员的品秩划定级别，领取公薪，因此出现“科技和尚”、“处级尼姑”、“局级教士”等荒谬至极的概念。中共御用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中遍布秘密警察系统的告密者和线人，而众多高级神职人员本身就是宣誓以唯物主义为信仰的秘密共产党员。就这样，中共把本应神圣的宗教改造成实现肮脏的政治意志的阴谋组织。佛祖、上帝、阿拉、三清圣者，如知他们创立的精神原则沦落为极权政治用以欺骗世界的谎言，定会号啕痛哭，涕泗滂沱，泪尽继之以血。
现在，中共正在利用其御用的宗教组织，在精神信仰的领域内，全面展开对台湾社会的统战。
中共的统战部门很早就注意到，台湾具有宗教信仰基础深厚、宗教情感社会影响巨大的特点，因而宗教统战一直是中共对台统战工作最受重视的方面之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统战部就成功地邀请台湾一位著名的“政治和尚”访问大陆，并给之以由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的礼遇。胡锦涛执政后，为实现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中共更把对台的宗教统战的原则、策略、目标等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也体现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
以对台湾各种宗教信徒数量分析为基础，中共对台宗教统战方案，把统战的重点放在佛教徒、道教徒和兼具佛道特色的妈祖信徒群体上。该方案要求，充分利用大陆丰富的宗教名胜资源，吸引台湾信众朝拜、旅游；中共控制的各种宗教组织也要加强同台湾民间宗教组织的联络，通过各种宗教文化活动拉近同台湾信众的宗教情感，树立所谓“宗教不分彼此，两岸信众一家亲”的观念。
该方案特别强调，根据福建和台湾都有人数众多的妈祖信众的实际情况，福建的中共宗教文化统战部门要缜密构思，精心组织同妈祖有关的大型活动，从而不仅让福建以“海西区”建设为支点，成为对台经济统战的前沿阵地，而且要成为宗教文化统战的前沿阵地。
该方案还单独提出道教中的一贯道问题。中共建政之初，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把一贯道作“反动会道门”加以严厉镇压，屠杀了数十万大陆的一贯道徒。在该方案中，中共仍然坚持当年屠杀大陆的一贯道徒是正确的，对稳定其政权是必要的，但又认为，现在对台湾的一贯道实行统战也是必要的；还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台湾一贯道的信众达二百余万人，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化解历史问题，同台湾一贯道建立宗教文化联系，是宗教统战工作成功的指标之一。
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对宗教统战方案进行解释时，说：“… … 胡锦涛同志指示我们，『道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妈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陆，台湾信众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陆，进行宗教统战工作要牢牢把握这个关键，使台湾信众心系大陆。情系大陆，魂归大陆。在两岸政治统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统一。要广泛建立两岸宗教组织交往的纽带，要特别注重台南地区的妈祖信众同福建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胡锦涛同志的这个指示，是我们拟定宗教统战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则，它明确了宗教统战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方向。”
另外，中共对台的宗教统战方案中还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会基础，影响台湾政治选举，确保国民党二○一二年大选连任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和策略。其中特别强调对宗教领袖人物统战的重要性，并列出一个包括佛家、道教、妈祖信仰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领袖性人物的名单，共计870人；要求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统一协调中央和各省的相关单位分工负责，对这870人进行统战工作，要作到“统筹安排，专人负责”，务必于两年之内，同这批人全部建立起经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联系。
极权政治必然以警察特务统治作为归宿，而警察特务统治的最堕落的形式，便是政治的黑手党化。现在，中共已经全面退化为政治黑手党。六.四屠城之后，中共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欲引诱、国家恐怖主义性的暴力、国家谎言和秘密警察系统维持政权，而这种性质的统治，便是政治黑手党的统治。黑手党式的政治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对异议人士或者政敌实施黑社会性的直接人身威胁，中共的秘密警察不仅早就开始对大陆的异议人士普遍采用这种堕落至极的方式进行控制，更在“澳门回归”的过程中，与澳门黑社会连手，用直接人身威胁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不满中共的情绪，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
中共统战部和公安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曾联合完成一份关于台湾黑社会状况的报告，对台湾黑社会的组织状况、活动特点、社会影响、头脑人物都作出详尽的说明。二○○八年六月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则提出，根据台湾黑社会发育比较充分的特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共公安系统就开始了对台湾黑社会的系统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绩。现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尽快由公安部牵头，国安部协助，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完备的对台湾黑社会实施政治控制的方案；制定方案时，要紧紧围绕二○一二年以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总战略目标，并充分吸取“澳门回归”过程中利用澳门黑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成功经验。
二○○八年七月，中共组建了“对台湾黑社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孟宏伟，另由国家安全部十局选派一名副局长作副组长。这个小组直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并受令计划的领导；其职责就是制定并秘密执行对台湾黑社会实施控制的方案。
事实上，中共秘密控制台湾黑社会的努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台商大批登陆，中共对台湾黑社会的统战更取得长足进展。二○○八年十月，中共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访台，同议员王定宇发生冲撞而跌倒。一个中共小官轻轻跌倒，马英九政府竟山摇地动，一时成为台湾新闻焦点。受中共控制的台湾黑社会也闻风而起，声称中共小官张铭清是其“大哥”，对王定宇进行人身威胁。从此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黑社会渗透之深。
不过，事件发生之初，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便给令计划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张铭清擅自动用台湾黑社会力量作出严厉批评，并要求今后必须杜绝此类事情。孟宏伟在报告中称：“把黑社会力量运用于政治领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务必要慎之又慎。处置不当则可能使我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甚至可能对我们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带来不利的影响。… … 建议在小事上和一般时期，一律不用台湾黑社会力量介入；对台湾黑社会力量要采取『长期培育，慎重使用』的原则，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即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对其加以使用：第一，二○一二年台湾大选前使用之，以保证国民党继续执政；第二，二○一六年，由我们党组建的台湾社会民主党参加竞选时，要动员一切能量确保竞选成功。对台湾黑社会势力，不用则已，一旦使用，就一定要发挥奇兵之效。我们判断，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施加直接人身威胁逼其就范，短时间内会产生重大而明显的政治效应，从而促成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
令计划对于孟宏伟的这个报告赞赏有加，称之为“深谋远虑，思路清楚”。令计划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达指令，今后除经孟宏伟负责的“对台湾黑社会工作领导小组”报中央书记处批准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政治问题上擅自运用台湾黑社会力量。
黑社会本就是阴影中的过程，是公权力之外的非法的权威。尽管如此，它还是有持续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按照黑格尔“凡存在的，都具有合理性”的哲学箴言，黑社会总还能为自己找到某些存在的人性根据和历史基础。然而，如果在中共的统战阴谋之下，最终沦落到作中共这个政治黑手党的政治打手，台湾黑社会将丧失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并成为叛卖台湾的根本利益，即政治自由的千古罪人。
四、简要结论
中共政治阴影已经深深渗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黑社会各个领域，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左右台湾社会的走向——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无论承认不承认，它都真实地存在。
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正在实现对台湾社会舆论和思潮的控制；中共中宣部的意志每天都在通过台湾的媒体，传出关于大陆的片面和虚假的信息，“自由”地为台湾人洗脑；中共所追求的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首先实现思想和舆论的统一，正在成为现实。基于对中共的恐惧，或者害怕经济或者学术利益受到损害，台湾各界人士——从商人到知识分子中，都出现了“自律”的现象，即在关于中共的政治问题上，甚至在同台湾政治前途相关的问题上，都“自觉”地不发表与中共不同的意见，不作可能与中共政治意志发生矛盾的行为。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虽然台湾人的自由名义上还受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由于中共的全面渗透，台湾人已经在实质上失去了思想和新闻自由权。这恰是台湾大劫难即将在二○一二年降临的先兆。
在这个凶险而艰难的时刻，台湾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表现则完全令历史失望。几千年前，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断言“知识就是美德”；几百年前，英国哲人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可某些台湾的教授和学者，却把知识当作向中共乞讨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的乞丐之钵，为一己之利，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尊严。对于这些人，知识不是美德，而是谀媚强权的资本；知识也不是力量，而是意志软弱的小动物满足卑微物欲的工具。他们侮辱了知识，也就意味着使自己的人格蒙羞。因为，他们被称为知识分子。无论台湾的前途如何，这批正在被驯化为中共文化奴仆的教授学者都必将受到命运的诅咒——为他们对台湾自由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