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宠络国民党 裂解民进党 组建傀儡党──中共的政治统战
一、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方案
——一笑泯恩仇，还是招降纳叛
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国民党仍然缺乏实行民主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却要用权威对抗中共极权。那是试图用较少刚度的专制对抗坚硬至极的专制，结果不问可知。在对台湾实施权威专制的过程中，国民党至少犯有下列三项重大罪错：
其一，制造二.二八血案，以及其后长期以戒严法的名义，摧残台湾的自由；其二，实行党国体制，垄断国家公权力，用中华民国国库公帑养活国民党的系统，满足其一党私欲私利，并敛聚巨额党产，从而摧毁台湾的社会正义；其三，国民党官员公权私用，贪贿腐败成风，黑金政治横行，摧毁政治道德的基础。
在台湾自由民主运动大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措施，显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但是，国民党整体仍然缺乏必要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对其摧残自由、摧残社会正义、摧毁政治道德的三大罪错进行深刻反省，并作出必要赎罪行为，请求台湾人民的宽恕与谅解。相反，国民党的政客群体中文过饰非者有之，避重就轻者有之，暧昧不明者有之，诿过于历史者有之，就是没有敢于直视自己历史罪错的大政治家。当时国民党真可谓“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民主选举，一败再败，国民党权贵阶层中大批人如丧考妣，丢魂失魄，仇视民主政治，纷纷前往大陆，接受中共恩赐的“经商机遇”，企图作“亡国失权”后的富家翁，以终余年；更有堕落不堪者，竟把民主政治下不同政治观点的党派视为不同戴天的仇雠，只为一党一己私利，便置台湾的自由民主于不顾，走上“联共制台”之路，企图用出卖台湾人民政治选择权为代价，换取中共暴政对其的政治垂爱。
国民党失去政权后，经过一段冷眼旁观，中共便断定，这个过去的政治对手已经彻底丧失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决定抓住时机，在“多做少说”的原则下，大规模展开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江泽民于二○○一年就此作出批示：“力争使国民党由过去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变成今后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助力。这是『营粮于敌，为我所用』的最高智慧。”
二○○一年底，中共统战部作出一项决议，名称为《新形势下对国民党统战的原则与策略》。该决议中规定，对国民党统战的原则是“注重上层，注重退役将领，注重知识界”；对国民党统战的策略则概括为十二字方针，即“动之以情，实之以利，归之以名”。如果对上述原则与策略作明确的表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要用感情拉拢，名利引诱，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力量，进行全面统战。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重申了上述对国民党统战的原则与策略，以及“多做少说”的原则，称：“实践证明，这些原则和策略是正确有效的”；并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加速推进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一定要在二○一二年实现促使国民党由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变为助力的历史性转变”。
多年以来，中共坚持对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感情拉拢和名利引诱效果显著，成绩斐然，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
至今为止，众多国民党权贵的家族都在大陆开设了自家的商号、企业，国民党权贵的子女与中共权贵的子女之间推杯换盏、花天酒地、称兄道弟、互诉衷肠之情景，早已司空见惯。可谓“其乐融融一家春”。中共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物质决定精神是真理。现在看来，中共信奉的真理至少在众多国民党权贵身上得到了验证：只要中共能让他们活得华富贵，那还管它政治的民主，人权的良知和台湾的自由。
倾向统一的台湾知识分子是中共统战的重点之一。此类知识分子几乎无人没有受到过中共严密控制的所谓学术机构的邀请，免费或者基本免费，以学术交流之名赴大陆旅行玩乐，不知此身在人间还是天上。二○○五年终，在一次聚会中，只因我谈到中共官场的贪污腐败之情状，一位国民党籍的“著名”台湾学者竟然恼羞成怒，恶言相向，大有拔剑而起，为维护中共官员的声誉而与我决一死战之势。天可怜见，统派文人何时已沦为中共暴政的“红颜知己”？
人老思乡，魂归故里，本人之常情。不过，中共对大陆籍的国军退役将领的统战，却不是为了慰藉老人的乡情故意，而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中共的政治喉舌。多年来，通过各种管道邀请国军退役将领返乡，已成中共统战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军退役将领返乡时都受到隆重接待；想起当年败逃的凄惨之景，看今日之礼遇有加，老军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抚今追昔，感激涕○之余，有许多退役国军将领便在大陆添房置产，甚至续娶小妾，似要开始生命的“第二春天”。一位退役的国军少将曾向我吹嘘在昆明购置的房产，不仅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还拿出中共昆明市政府为其颁发的“老年优待证”炫耀。这位少将对我说：“过一两年台湾和大陆就统一了。我们选马英九就是要让他搞统一的。再过两年他还不搞，我们也要到总统府去静坐，示威。”——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惊诧之余，我不禁为台湾人感到悲哀：你们用税金养活的退役将领中，已有人愿作中共暴政的马前卒，为中共享极权专制的铁牢囚禁自由的台湾而效命。
国民党权贵家族、上层文人和退役将领的政治堕落，其根源并不在这些人本身，而在于国民党整体上精神的崩溃和政治意志的腐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便是国民党的“联共制独”政策，标志着国民党亲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命运的确立。
其实，国民党“联共”是真，“制独”则有其虚假性。国民党宣称倡导“联共制独”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但中共暴政在精神上不是中华儿女，而是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子孙；因为，中共暴政是摧残了中华文化，在神州大地实行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外来政权，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极权主义的政治代理人；因为，中共暴政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是一个对中国人实行秘密警察统治的政治黑手党；因为，中共享铁血暴政灭亡了文化的中国，沦为背叛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中共乃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死敌和千古罪人。
许多国民党人以“制独”之名，行投共之实，其意不在中华，而在个人私利。台湾民主选举中的失败，使国民党权贵阶层意识到，民主政治下他的命运只能如秋风枯叶，落花流水。为重温国民党威权专制下的富贵之梦，便向中共暴政的极权专制投怀送抱。
面对国民党权贵的热情，中共自然欣喜有加，宠爱无限。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给相关部门的一份统战报告中，要求给予这些人给予高规格的待遇。中共常委、政协主席贾庆林亲自召见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的领导，向他们交代了一个必须给予工商管理和税收管理方面优待的台资企业名单，而国民党权贵的企业通常名列榜首。
二、对民进党的统战方案
——阴暗的心理对人性弱点的洞察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不仅规划了对国民党的统战方案，同时也规划了对民进党的统战方案。而且对民进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
中共对国民党统战的目标在于，让国民党由解决台湾的阻力，变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助力。中共对民进党统战要达到的目标则复杂得多，充满阴暗的权谋，令人惊心动魄。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对民进党的统战作出一系列策略原则的安排，规定要“开拓多方位途径，密切各层次联系，广泛建立个人间关系，潜移默化发挥政治影响”；还明确指出，对民进党的全部统战工作都要围绕实现四个政治目标进行。下面，将分别具体介绍这四个政治目标的内容。
第一，运用具有高度策略思想的方式方法，把民进党内以及“绿营”内激进分子对“外省人”的仇视情绪引向极端。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就此点作解释时说：“这样作有一举三得之效应”。
首先，令计划认为，这可以有效促进台湾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化，而一个分裂的台湾，一个被互相仇视的族群撕裂的社会，有利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也有利于台湾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后，对台湾社会分而治之。根据令计划表达的这种策略思想，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台湾轰动一时的“郭冠英”事件，很可能是中共为激怒民进党内某些人士实施的策略方法。
其次，令计划认为，刺激、鼓动仇视“外省人”的极端情绪，有利于限制、缩小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使其在自我束缚中难以成为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象征。而这样一个自我限制、以族群情绪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为政治基础的民进党的存在，有利于防止“台湾独立”形成台湾各族群的共识，也有利于阻止超越族群意识的台独政治力量的形成。令计划说：“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指出，超越族群的台湾独立意识，以及把独立和统一说成是民主与专制之争的政治倾向，才是最危险的。”
最后，令计划还认为，激化族群间的感情冲突，能够把台湾社会的关注焦点吸引在岛内矛盾之上，有利于掩护中共对台的统战进程和政治意图。
中共对民进党统战要达到的第二个政治目标，是加深民进党内部的矛盾，使其持续处于实质性的分裂状态，无法形成坚定统一的政治能量。
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对此作解释时认为，民进党内派系林立，组织结构极不健全，再加上失去权力和陈水扁贪渎事件的双重冲击，造成党内极大的思想混乱，所以，现在正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统战方案，分化民进党的有利时机。令计划特别指出，中共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并不是从组织上造成民进党的公开分裂的局面，而是要使民进党“裂而不分”，矛盾丛生，在内斗中耗尽政治能量。用令计划的原话讲：“一个内斗不止、貌合神离、精神分裂的民进党，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而不能发挥推动台独的政治作用，可以有效减轻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有利于我们争取国民党的协助，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分化民进党的策略指导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也有规划，即“有打有拉：打要一击必中，不留余地；拉要培养感情，成为朋友。”令计划就此提出要求：“分化民进党的统战工作要求高度策略性，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既要作到不露痕迹，又要让人感觉到我们强大的政治存在。这样才能既产生有效的威慑力，又使敌对势力找不到攻击我们的政治借口。”
二○○八年七月，中共对台工作办公室为实施《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制定出具体方案。根据这项方案，陈水扁及其亲密支持者被列为当前打击的重点，这样作的理由如下：
其一，“经我国安部长期的秘密侦查，陈水扁及其家族的经济犯罪的主要线索均已被我掌握。在美国的协助下，已说服瑞士银行和新加坡当局同意，用适当的方法把罪证全部移送台湾司法机构。因此，打击陈水扁，有其经济犯罪的铁证为基础，可以得到台湾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
其二，根据专家分析，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完全没有能力成功应对陈水扁经济犯罪被彻底揭露后的政治危机。打击陈水扁及其亲信团伙，将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思想裂痕，使民进党长期处于政治思想的混乱状况，极大减弱其阻碍“我们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能力”。
其三，陈水扁曾是台独势力最主要的政治象征之一。通过证据确凿的经济犯罪事实打击陈水扁，不仅可以将其本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可以给台独意识以沉重打击。
其四，美国很讨厌陈水扁，认为他是麻烦制造者。打击陈水扁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上述具体实施方案的内容，是中共对台工作办公室在二○○八年七月制定的。今天回顾过去一年的台湾局势，可以发现陈水扁案的司法进程，基本是按照中共设计的政治逻辑在运行。
中共对民进党进行统战要达到的第三个政治目标，是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竞相同中共进行联系和交流的态势，从而使中共 处于左右逢源的主动的政治地位。在二○○八年六月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曾就此作指示说：“所有从事对台统战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个明确意识，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同国民党加强交往，也要同民进党加强联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占据主动。 … … 要认识到，民进党虽然反对国民党同我们交往，但那是因为民进党中的一批人害怕我们只同国民党交往，使民进党逐渐被边缘化。加强同民进党的联系，也会使国民党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更急于向我靠拢。要认识到，尽管国民党上层实质上已经同我们开始新一轮国共合作——当然这次国共合作同过去不同了，完全由我党主导——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国民党内还有一部分死硬的反共分子，还有所谓『本土派』。所以，同民进党发展关系有利于抑制国民党内部坚持反共的反对派。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台独势力掀不起大风浪。所以，无须担心同民进党交往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
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中共也采用截然不同的统战策略。胡锦涛在指示中说：“在同国民党各界人士的各种交流中，都要强化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时间的紧迫性；要让他们明白，已经到了对台湾和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后选择的时机了。总之，要千方百计推动国民党走上协助我们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光明大道。但是，在同民进党的联系中，要遵循另一种策略原则。这个原则《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写得很明白，那就是『不谈政治，只讲实务；不作争论，只讲感情；密切联系，为我所用』。同志们务必明白一个道理：在国民党已经开始同我们进行密切的政治交往的情况下，只要建立起和民进党的密切联系，就有利于形成国民党同我进一步加强联系的紧迫感，也利于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争相同我们搞好关系的趋势。所以，现阶段在和民进党的交往过程中，我们不要计较政治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民进党人员来大陆说一些统独方面的过头话，只要不是太过分，暂时就要宽容。要懂得『欲取故予』的道理，也要理解民进党人员的苦衷，他们是要靠说台独来拉选票的，真搞台独他们没有这个胆量。陈水扁当了八年总统，不是也没有胆量真搞台独么，只是靠嘴里喊台独，敛财骗选票。总之，为了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进一步促使其加快协助我们完成统一大业的步伐，现在有必要加快和民进党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步伐。”
正是根据胡锦涛的上述指示，中共才公开向民进党摇动橄榄枝。而国民党整体和民进党的个别人，已经开始随中共政治权谋的节奏起舞，登台表演。二○○八年五月中下旬，先是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六千台湾乡里长以及其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台湾人士，登陆福建，参加中共政协主办的“海峡论坛”。论坛之上，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成为中共摆出的最耀眼的政治花瓶。接着，民进党中常委、高雄市长陈菊急忙开始“破冰之旅”，先上北京，后下上海，北南奔波，风光无限。更有少数民进党人士既羡且慕，为之喝彩之余，也跃跃欲试。不旋踵之间，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又率阵容庞大的团队，应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之邀，赴北京作豪华的政治之旅，大有老骥奋蹄，扬尘播土，不甘人后之势。
冷眼看国民党、民进党人士的上述表演，人们不禁要问：台湾的政治人物都怎么了？难道国民党和民进党真要为中共暴政而演一出争风吃醋的政治丑剧？
为应对质疑，陈菊曾有一言曰：“生活不只是政治。”毫无疑问，陈菊说得没有错，生活中不只有政治，还有经济、文化，还有艺术、爱情，还有诗与歌、舞与乐。但是，问题在于，中共暴政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江泽民提出的要全部共产党员一体凛遵的所谓“三讲”，首要的就是“讲政治”。而对于台湾致命的问题更在于，当前，中共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个领域的统战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战略，即用极权专制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局面，陈菊轻轻一句“生活不只是政治”，客观上恰有帮助中共享花样翻新的统战谎言，掩盖其对台湾的政治图谋之功效。此次陈菊的“破冰之旅”，据说中共恩准其不用亲自换台胞证。于是，陈菊得以手持中华民国护照，过关免检，直进北京，一副英雄形象。殊不知，她的特殊礼遇是中共恩准的，中共也可以随时让她灰头土脸。此时中共让她显得像英雄，是为实现下述政治目的：吸引更多民进党人士开始同中共建立密切交往的个人关系，从而刺激国民党人的争宠之心，最终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争先恐后，向中共示好献媚的政治态势。对此，作为民进党中常委的政治人物陈菊是否稍有了解？
中共对民进党的统战方案要达到的第四个政治目标在于，最终控制或者瓦解民进党——不能控制，便瓦解之。中共当局为实现这个政治目标所确定的主要方案，便是“断敌粮道”。
中共统战部政策研究室曾写出一份关于民进党组织状况的内部分析报告。该报告中称，民进党整体上缺乏基层组织建设，一旦丧失精神诱惑力，很可能出现雪崩式的突然溃散的局面。民进党各派系中，具有较深厚组织基础的，是新潮流派。因此，只要取得对新潮流的实际控制权，也就在极大程度上取得了对民进党的组织系统的控制权。从目前情况分析，实质上控制新潮流派的最有效而且可行的办法，是首先控制作为新潮流的经济来源的台湾商人和企业老板。 建议有关部门在招商引资时，要着力吸引这部分人来大陆投资设厂，让他们赢利，逐步使他们主要的经济利益与大陆密不可分。然后，通过这些商人和企业老板去控制新潮流，就会收水到渠成之效。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采纳了上述报告建议的办法，并称之为“断敌粮道”。在二○○八年六月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此作出解释说：“这个报告是两年前一群青年专家提出的。对报告的撰写人要重奖。报告中的建议很有远见，我们采纳了这个报告提出的策略，称之为『断敌粮道』。这个策略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具体的客观情况。… … 经过相关部门的大量细致稳妥的工作，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新潮流的『金主』，大部分都已来大陆投资，或者有投资的强烈意向，正在谈判中。随着陈水扁贪污罪证据逐渐公开，民进党的资金来源必将出现重大困难。所以有理由相信，在时机成熟时，我们通过对新潮流『金主』的经济控制，可以相当程度上实现对新潮流系，进而实现对民进党的政治控制。”
当然，令计划的上述判断现在还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民进党未来的历史，还要由民进党自己书写。不过，中共是从极其阴暗的心理出发，在洞悉人性的弱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对民进党的政治统战方案的。因此之故，民进党未来是否能书写出高贵的历史，还要看它的政治人物能否战胜人性的弱点。
三、筹谋公开组建以中共为背景的台湾社会民主党
——借民主之名准备埋葬民主
二○○二年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并逐步从江泽民手中接掌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二○○五年末，王沪宁不失时机向胡锦涛提出一个具有政治战略性的构想，即筹谋在台湾公开组建以中共为政治背景的社会民主党。胡锦涛看后大为赞赏，称之为极有前瞻性、极有创造性的构想。王沪宁也由此得到胡锦涛的宠爱和倚重。
王沪宁的上述《构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论述在台湾组建受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王沪宁认为，对于民进党，在政治意识上必须禁绝，在组织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国两制”实现后，台湾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许台湾独立的思想意识“自由泛滥”，否则后患无穷。国民党虽然可以通过统战工作成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国民党的基层和本土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国民党在台湾命运大变动中的社会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怀疑，所以， 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能力两个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国民党，把所有政治鸡蛋都放在国民党这一个篮子里是不稳妥的。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以及在统一台湾之后，在台湾必须有一个完全服从北京政治意志的强大政治组织，才能确保中共的政治战略顺利实现，才能确保统一后的台湾不再继续成为政治麻烦的制造者。
王沪宁特别强调，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后，“如果我党不能作到对台湾的所谓民主的实际政治控制，台湾很可能变成引发大陆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王沪宁提出，组建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民主党，并让其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是统一后中共实现对台湾民主的绝对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写道：“『一国两制』实现之后，继续让民进党和国民党这两个党在台湾政治舞台上轮番作表演，不应当是我们的目标，也不符合政治逻辑的强存弱亡的规则；在大陆优势而强势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影响下，性格中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基因的台湾人，选择受到我党政治、经济强有力支持的台湾社会民主党执政，将是历史的必然。通过确保社会民主党以选举的方式执掌台湾的权力，牢牢控制住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台湾引发大陆政治动乱的隐患，从而确保我党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实际执政地位永不动摇。”
王沪宁在《构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可行性。他认为，在大陆投资，或者与大陆建立密切经济关系的二百万台商，以及受这些台商影响的范围更广泛的台湾人，是中共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他写道：“自古『商人重利轻别离』，视利润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陆有充分的能力让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资无法相比的利润，但同时要让他们明白，获得利润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当然相关机构这样做的时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让人家感到威胁，不要伤害人家的自尊心。… … 在台湾社会中，资本是最具能量的社会要素。对于二百万台商，以及他们在台湾各阶层辐射的影响力如果运用得当，我们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方案就具备了成功的基本社会条件。”
王沪宁还指出，通过以前长期秘密渗透和秘密的统战工作，中共已经在台湾社会中形成阶层分布广泛，数量可观，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继续以往那样只限于在收集信息、引导舆论等方面使用这只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费资源。”通过组建社会民主党的方式，利用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使这只秘密力量由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公开合法地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实际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湾的一次大提升。因为，从非组织化到组织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时由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存在，也会扩大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活动空间。王沪宁写道：“经过长期培育的这只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与台湾社会水乳交融。是我党宝贵的政治财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到了打造解决问题的政治宝刀的时候了，这把政治宝刀就是我党在台湾的政治经理人——台湾社会民主党。我党在台湾的秘密力量这块好钢，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时候了。这只秘密力量要成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核心和思想灵魂，再加上二百万台商及其用资本的能量在社会各阶层的辐射的影响力，那么，台湾社会民主党一旦公开宣布成立，一定能产生震撼性的政治效应，并迅速在台湾社会站稳脚跟。”
王沪宁这份《构想》由于得到胡锦涛的极力支持，很快就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二○○六年，由中共组织部、统战部、公安部、国安部、总参二部抽调的人员，共同组成“台湾社会民主党筹建工作组”，全面负责这项任务的实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更把筹建台湾社会民主党列为政治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述“筹建工作组”组成后，开始统一协调中共全国各相关单位在台商中的相关工作。为了使所谓台湾社会民主党更具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筹建工作组”花很大力气，筛选将来可能作为该党台面人物的候选人。列入这个候选人名单的，有台湾演艺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业家、电视台名嘴等。
王沪宁担任上述“筹建工作组”的首席顾问。他要求“筹建工作组”要特别注意从国民党和民进党中拉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将来加入社会民主党，并委以重任。王沪宁认为，国民党和民进党中的标志性人物，转而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标志性人物，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可以起到强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们弱化了，社会民主党就相对得到强化；“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政治相对论。”
根据王沪宁的意见，“筹建工作组”曾把宋楚瑜、许信良等二十余名国民党和民进党中已被边缘化的标志性人物，列为重点工作对象，争取他们同意将来出任台湾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后来根据情况，上述名单不断调整变化。比如宋楚瑜已被从名单中删除，理由是“此人积怨甚多，另组新党后影响力迅速下降，且为人诡诈多变，不足依靠。”
在王沪宁指导下，“筹建工作组”对于台湾社会民主党的筹建提出一个总体方针，即“秘密筹组，适时公开”。所谓“秘密筹组”，就是党纲党章的起草，组织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运作模式的设计等政治组织的要素，都要在不公开的状态下完成。据知情者透露，王沪宁曾就此说：“公开前的准备工作必须达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完备程度。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十月怀胎要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个婴孩，而是一个强壮而充满活力的青年。”
经过反复讨论，《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最后确定，在台湾公开注册社会民主党的时间，定于二○一二年春台湾大选之后，到新当选总统就任之前的时间段中。根据不同的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公开成立的第一项政治任务也不同：如果民进党胜选，社会民主党就要在新总统就任之前，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时限内，以台湾出现『台独』的重大危险为理由，联合国民党，要求中共立即派军队进入台湾，控制事态；如果是国民党的候选人继续当选，社会民主党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最大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国民党当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同中共签定以撤销中华民国国号，废止中华民国宪法，统一实施中共宪法为前提的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
中共内部对于在台湾扶植、组建一个受其绝对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党，意见高度一致。只是在政党的名称上曾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党应当直接命名为台湾共产党，其理由在于，这样命名可以更明确体现该政党与中共的政治渊源。但王沪宁坚持要用“台湾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他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应当既具备坚定的原则性，又要具备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湾共产党，是一种缺乏策略性的选择。因为那会直接暴露中共同台湾共产党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利于该党在台湾民众中争取人心，扩大影响。而且，台湾已经有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如果搞出双胞胎来，从起步那一刻，就会人为造成不必要的困挠。这显然是不智之举。而起名台湾社会民主党，则既可以实质上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显示出自主性，是一个同时具备了原则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选择。最后，在胡锦涛支持下，王沪宁的意见被接受；中共决策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作为将来中共在台湾的政治代理人。
四、简要结论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政治只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极权社会虽然也有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领域，但所有这些领域最终都在专制权力的作用下，归结为极权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极权社会是政治社会，极权政治则是阴谋政治。
中共对台湾的政治统战方案，显示出极权政治阴谋性的经典表述。虽然中共制定了详尽的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统战方案，但其意却在“山水之间”——中共政治统战方案的底牌上只写着“台湾社会民主党”。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公开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然后，通过对社会民主党的操控和政治、经济的全面支持，帮助其获得并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从而以台湾社会民主党为政治代理人，实现对台湾的政治统治——这是中共对台湾政治阴谋的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湾的民主之名，埋葬台湾的民主，使之名存实亡。
